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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的人身安全从古代开始都是历代朝廷关注的问题；从明代开始“妇女不得入寺烧香＂、“不可与僧尼来往＂等家训已经兴起，《大明律》更明文规定，如有违反，寺庙将立刻被朝廷关闭取缔，还要接受社会的道德舆论批判。佛寺僧尼究竟做了什么让明代朝廷对妇女烧香拜佛如此提防？故事要从朱元璋建国之初谈起。
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消除从元朝遗留下来的“胡俗”，于是便积极提倡儒家礼教，严格制订男女有别的社会规范，端正社会风俗。为起到示范效果，朱元璋还率先对后宫嫔妃和大臣施以禁令，《明太祖实录》有载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禁令：
上以元末之君，不能严宫闱之政，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……施金帛于僧道、或番僧入宫中持受戒，而大臣命妇亦禁掖淫渎亵乱，礼法荡然，以至于亡。遂深戒前代之失，着为令典，俾世守之……群臣命妇于庆节朔望，朝见中宫而止……至于外臣请谒寺观烧香、禳告星斗之類，其禁尤严。
根据这条禁令不难发现，朱元璋认为元朝最终灭亡的原因是因“宫闱淫乱”，为了防止重蹈覆撤，他严加整顿了皇室与群臣命妇的人伦秩序。根据学者研究，当年元朝后宫里流行着一种佛教密宗“性瑜伽”，这种男女交媾的双修法，是导致元朝加速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元顺帝在位时（1333－1368年），曾受资正院使龙卜的建议，将无数妇女带入宫，供君臣淫乐享用，在明朝的《庚申外史》也有载：
倚纳辈用丽姬为耳目，刺探公卿贵人之命妇，市井臣庶之俪配，择其善悦男事者，媒入宫中，數入乃出。庶人之家喜得金帛，贵人之家私窃喜曰：夫君隶选，可以无窒滞矣。上都穆清阁成，连延数百间，千门万户，取妇实之，为大喜乐故。
当然，这段文字也有可能带有对胡俗的偏见，但从明太祖于颁布的禁令内容，以及对于妇女参与佛教活动的限制、严禁僧俗往来的条文，多少都能拼凑出元末明初的社会风气。性瑜伽不仅从宫廷流行，更是逐渐走入民间，僧俗男女淫乱对社会风气造成严重影响。
明初除了遗留佛教密宗带来的淫乱风气外，明代民间社会还有另一个主流佛教派别，其名为“瑜伽教＂。瑜伽教的前身是古印度佛教学派之一，其理论于唐代传入中国，之后流行于两宋南方民间。由于瑜伽教多与消灾解厄、降魔去邪的经咒有关，后来与中国传统的巫、道融合，广泛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。由于瑜伽教持“三教（儒、道、佛）原是一家＂的理论，因此在中国社会被民众广泛接受。瑜伽教经过宋代的汉化、世俗化与通俗化后已非特定的佛教宗派，到了明代依然广受民众喜爱，但也成为犯罪的温床。
从洪武三年到二十七年的24年间，朝廷颁布的僧俗相关法令规章逐渐严密，一再重申并累加罪责。但这一切的法令并不能让僧俗混杂的情况有所改善。朱元璋自己编撰的《钦录集》里，解释了自己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相关诏令：“僧，若依朕条例，或居山泽、或守常住、或游諸方，不干于民、不妄入市村，官民欲求僧以听经，豈不难哉！如此，则善者慕之，诣所在，焚香礼请，豈不高明者也，行之岁久，佛道大昌＂。朱元璋觉得，彻底取缔僧俗男女的互动关系，才可以有效减少因此引发的诸多弊端和防止妇女受到的伤害，甚至能以此发扬佛法。
事实证明，朱元璋煞费苦心颁布的禁令并不能完全阻断僧俗男女往来的可能，比如律令允许经济自决的游方僧行乞，但未严格约束游方僧如何取得食衣住行的供给条例。虽然明代有周知册可以查明行脚僧的身分，但法令也允许僧人只要有足够的路费，就能来去四方、散居各处，给予行脚僧极大的行动自由，又让不少不法之徒借着僧人的名义流窜于街巷寺院中。
另一方面，明代政府又特别保护瑜伽教僧尼入俗的合法权利，但这等于打开了僧俗往来的合法窗口。明政府一方面不允许僧尼与一般民众有所交往，却像是忘记比丘尼也是女性一般，竟然没有立法禁止僧尼来往、混住。上述的未被注意到法律漏洞，已经法令间的相互矛盾，都成为妇女安全的死角。
从史书记载，在朱元璋之后，明代依然有众多的僧人引起的犯罪问题。明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，明成祖下诏：“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……男女杂处无别，败坏风化。洪武中，僧道不务祖风，及俗人行瑜伽法，称火居道士者，俱有严禁，即揭榜申明，违者殺不赦。＂无论多少律令颁布，但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。到明武宗正德六年（1441年），朝廷再次下诏：“近年僧道中多有坏亂心术，不务祖风，混同世俗，伤败 风化者。尔都察院即遵洪武旧例，再出榜各处禁约，违者依例罪之＂。由此可见，不少流民、逃犯竟扮作游方僧，或入寺院担任瑜伽教僧、或是到权贵之家担任门僧，甚至假扮女尼专向女信众骗财骗色，用僧人身分来掩护所犯的罪行。
尽管当时的社会问题政府早已发现，也为此制定了很多律法与惩处，希望透过法令来降低妇女入寺烧香而遭僧人玷污之事，无奈终究也未能如愿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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